在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被确认属于夏朝晚期的都邑后易配宝，考古学界将寻找夏朝早期的都城视为当务之急。
夏商周断代工程提出夏朝大约始建于公元前2070年，这一结论是基于偃师商城遗址的公元前1600年左右的建设时间，并参考了《竹书纪年》中的记录：“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但并没有依赖具体的考古发现。因此，要真正明确夏朝的年代框架，必须通过考古发现找到夏朝建立时的遗存。
2023年5月12日，在第三届中国考古·郑州论坛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赵春青研究员提出了一个新的考古发现。他指出，新砦遗址出土了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晚期城墙与护城河，公元前1850年至1750年的新砦期城址，以及这一时期的大型祭祀遗迹。赵春青认为，新密市新砦遗址有可能是夏朝早期的都城。
展开剩余84%过去40多年，学术界普遍认为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上限为公元前1750年，且它代表的是夏朝的晚期遗存。二里头文化的起源也并非纯粹来自河南的龙山文化，而是融合了多种文化元素，因此二里头遗址被称为“移民城市”。
后来，考古学者在河南省新密市刘砦镇发现了一个介于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的过渡性遗址，也就是新砦遗址。从文化上看，新砦遗址既包含了龙山文化的元素，又与二里头文化有直接的联系，且时间上早于后者。因此，有观点认为易配宝，新砦遗址可能代表了夏朝早期的文化遗存，可以填补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到夏朝建立的空白。
然而，这一发现与陕西石峁遗址的DNA检测结果产生了冲突。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遗址面积达到425万平方米，是中国已知的最大的史前城市遗址，远远超过了新砦遗址的100万平方米和二里头遗址的300万平方米。石峁遗址的年代跨越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时间上早于新砦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因此，如果新砦遗址和二里头遗址分别是夏朝的早期和晚期都城，那么几百年前，陕北就已经有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政权，而且这一政权的存续时间与夏朝存在重叠。
石峁遗址还发现了近10公里长的双重防御城墙和四级聚落结构，显示出其为当时北方的一个强大政权。这与二里头遗址尚未发现外城墙形成了鲜明对比。
夏朝作为华夏历史的第一个王朝，标志着由血缘与氏族关系为纽带的部落社会向以王权为核心的国家体制转变。既然夏朝开创了许多“历史首次”，为何相比于更早的石峁古城，它的规模和军事力量反而较小呢？这种差异令人费解。
为了解释这一差异易配宝，一些学者提出了各种假设。例如，有学者认为石峁遗址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遗存，甚至有理论认为石峁是由中亚的外来族群所建。将石峁人视作非华夏族群，似乎能解释为什么石峁能够建立比夏朝还要大的都城和军事防御设施。
然而，DNA检测结果否定了这些假设。通过对石峁和陶寺遗址出土的172例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线粒体DNA的研究，发现石峁人群与黄河中游的陶寺人群有密切的母系遗传联系，且与现代汉族人群尤其是北方汉族的遗传关系最为紧密。这意味着，石峁人群与现代汉族人群有着更深的血缘关系，反而揭示了石峁人可能是华夏的一个支系，而非外来族群。
这些DNA研究结果表明，石峁人群可能与黄河中下游的古人群有着更为紧密的遗传联系，甚至可能在夏朝时期对北方汉族的基因交流产生过重要影响。与石峁相比，匈奴人群与现代汉族的遗传差异则要显著得多，这进一步表明石峁与夏朝的联系非常密切。
从另一个角度看，石峁遗址的发现也为研究夏朝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视角。根据学者的研究，石峁遗址的年代与仰韶文化相接近。仰韶文化大约出现在公元前7000至5000年间，是华夏文明的源头之一。考古学家普遍认为，炎黄二帝的活动也在这个时代。
石峁人群与陶寺人群在文化层面上有一定的相似性，表明两者之间曾有过密切的文化交流。石峁遗址中的玉器与陶寺文化的玉器非常相似，而石峁和陶寺遗址出土的石雕等艺术品，也显示出相似的文化特征。
然而，石峁与陶寺在上层文化和信仰上却有所不同。石峁遗址呈现出良渚文化的影响，而陶寺遗址则更多体现了大汶口文化的特色。这些差异表明，石峁和陶寺虽然在文化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在上层文化的构建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进入公元前1900年左右，石峁和陶寺这两个重要的文化中心相继衰落，而它们的主要族群（即仰韶文化群体）南下进入二里头平原，形成了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不仅融汇了石峁和陶寺的上层文化因素，还结合了来自其他地区的文化遗存，推动了夏朝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综上所述，石峁与夏朝之间的关系依然没有明确结论。石峁遗址与夏朝的联系仍需更多的考古发现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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